陶行知生平及生活教育理论推介

一、生平介绍：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他热爱人民，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在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躬身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生活教育理论，对中国特色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是安徽省黄山市歙〔shè〕县人，家境清贫。陶行知幼年接受私塾教育，15岁那年，入歙县县城崇一学堂。年轻的陶行知从小热爱祖国，志向高远，他曾在学堂楼的卧室墙上，题写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发表在《金陵光》学报上，在文章的“共和与教育”部分中，陶行知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反映了其教育兴国的主张。

1914年8月，他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攻读市政学，一年后，获得政治硕士学位。由于坚信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能有共和制的存在，于1915年秋，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科学，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教授的学生。1917年夏，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后，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怀着“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回到了苦难的祖国，踏上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征途。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自美国学成归国，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现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6年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返回上海。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而得不到培养的机会。于是，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学校除设普修课之外，另外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育人材幼苗。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中外，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给学生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工作，百折不挠“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实践经验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遗产。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介绍：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它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改造与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更是陶行知对自己一系列教育实践的总结与提炼。

1、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历史关头。一方面，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向中国侵入，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面临空前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各阶层人士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运动。陶行知以自身对时局、国情的认识，提出教育救国、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借机获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市场，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增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教育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特别是脱离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既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作为以“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和“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己任的陶行知，立足中国教育的实际，从中国教育的最薄弱处，也是中国教育的最紧要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做起，从扫盲教育做起，通过持续不断的实践探索，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以解决中国教育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违背学生成长规律的问题。

2、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在许多场合表达过其含义。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1934年，陶行知还发表过《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的文章，指出了二者的区别。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1）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只需听教师讲，不许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2）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传统教育更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人、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而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1）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生活教育教学生做人，教人生活。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他第一就注重健康。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2）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别人。生活教育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做人中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的主旨包括：生活决定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与之相应的教育，教育是供人生需要、为了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的，只有在生活中求得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文字、书本只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本身，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的意义在于生活的变化，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生活即教育”是终身教育，是与个人生活共始终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教育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需要注意的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不是以学校为整体的狭义教育，而是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广义教育。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不是说生活等同于教育，而是说教育与生活经历同一个过程，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它从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他还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陶行知主张学校教育的范围不在书本，而应扩大到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生活中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和群众学习，使学校教育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紧密相连，形成真正的教育。从陶行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推知其“社会即学校”的基本主张是：要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生活单位都担负起学校的职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同时，学校必须突破围墙之限，要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实行开放式办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这种主张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办，使学校和社会息息相关，学校不再是生活的附庸，而是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必需。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是为批判传统单一的教授法，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提出的教学方法论。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他曾对当时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作过调查研究,认为有相当多的教师“只会教授,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他,记他,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也就是说,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为中心的现象。陶行知反对以“教”为中心,主张“教学做合一”，这就从教学方法上改变了教、学、做的分离状态，克服了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脱节、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弊端，是教学法上的一大改革。

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家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学校与社会脱离、生活与教育分家的“死教育”,构建了学校与社会联系、生活与教育联系的“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盲目抄袭外国教育的“洋化教育”,构建了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脱离人民大众，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的“小众教育”,构建了面向人民大众，符合人民大众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众教育”；生活教育改造了“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教育”,构建了密切联系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教少数人升官发财”,培养人上人的“升官教育”,构建了能“从老百姓中来”、“回到老百姓中去”、与老百姓“同甘苦”的人民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了“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的“残废教育”,构建了能使人“手脑双挥”、“在劳力上劳心”的健全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认识和改进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许多启示，概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三点：

（1）教育的原本目的是生活。生活需要教育，正如教育需要生活一样，教育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为人设计和实现理想的、完全的生活，这应是教育本身的追求。教育联系生活的目的，就在于不仅仅使学生掌握可怜而有限的书本知识，而是使学生体验和构建理想的生活。教育不应设法使学生去适应书本，而应设法使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规则，并努力去创制生活的新规则或创制新生活的规则。狭隘的、封闭的书本教育无法适应丰富而多变生活。

（2）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应发挥对教育的动力作用，要将整个社会作为儿童生活的现实背景来设计儿童的教育，教育要向儿童的生活回归。教育应为了生活，儿童应为了生活而受教育。教育要以生活为源，回归生活世界，用生活来教育，通过生活而教育，生活应成为教育的素材、手段。

（3）要坚持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教育原则，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获取知识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是成长的主体。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因此处于主导地应，理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必须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前提，否则教师的主导作用也不能发挥。陶行知提出的“教学生学”，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一对矛盾，在学生主体和教师主导作用下得到统一，正确地反映了教与学的关系。在当前情况下，教师要特别注意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的做法，而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改进教学方法，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钥匙，启发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如果教师只管“教”，是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铜井中学陶研中心组

                                              2014年2月21日